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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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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巴人故里-长阳地区民俗文化

罗建平 戴曾群

二十万年前的黎明时期,“长阳人”就在这块美丽而神密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四千多年前,巴人先祖建都夷城,开拓清江,加之长阳又是中原楚文化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融汇之地,民俗文化不仅积存丰厚,而且源远流长。所以,在风俗的内容上非常之广泛,种类也非常繁多,俱像也非常庞杂,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心理、行为和语言三大类。心理方面的风俗主要是指以信仰为核心反映在人们心理上的习尚,亦称无形风俗。其内容主要包括各种禁忌、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行为风俗主要是与心理风俗密切关联而表现出的行为习惯。其内容包括祭礼、婚仪、丧葬、祈禳等仪式和岁时节日、纪念、游乐等活动习俗,也称有形风俗;语言风俗即以语言为手段表现人们思想感情和意愿要求的传统性艺术,即口头文学民俗,如神话、传说、故事、谜语、谚语、歇后语、歌瑶等。



长阳民俗文化孕育于旧石器时代,如鲢鱼山遗址发现古人类用火遗迹木炭和红烧土,距今12至9万年,伴峡小洞发现远古人类用火遗迹距今13万年左右,发展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和新石器时代,如榨洞出土了大量远古人类使用过的打制石器,距今2万7千余年,桅杆坪遗址出土一件石狗熊,设计巧妙,制作精致,艺术表现力强,距今6000余年,在该遗址晚期地层中,出土一件石祖,其年代己有5000余年,属稀世珍品。在清江隔河岩库区出土一件殷商时期猪形青铜特磬。距今5000年至6000年的绿松石饰品、石坠、石球、石壁、石璜、石环、卜骨、骨器以及各种石质小动物等饰品甚多。以上出土文物涉及到先民生产、生活、居住、游乐、美术、音乐、信仰等民俗事象。


﹙一﹚


俗话说,“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长阳民俗是在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因而长阳传统民俗既有人类民俗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独特个性。也就是说,因受气候、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诸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各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在民间信仰习俗方面,一是表现为图腾崇拜,其中以白虎崇拜最甚。《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血,遂以人祀焉。”在民间,白虎被塑造成仁德礼仪的化身,白虎崇拜贯穿于祭祀、节俗、婚丧、建筑、服饰、饮食、劳动之中,成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心理。二是祖宗崇拜。表现为对先祖廪君、向王天子、德济娘娘以及对宗教的崇拜祭奠。三是宗教信仰。长阳民间宗教信仰杂揉了道、佛、儒和巫种种,其中又以对巫的信仰表现最为突出。《世本》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巫文化在长阳民俗文化中无处不在,其表现形式多样,大体可分为迷信端公巫婆,忌讳犯禁,迷信巫驾(即用巫法驾祸于人)。在巫文化中,既有信鬼、畏鬼、敬鬼的恐惧心理,更有降鬼、驭鬼和辟鬼的精神力量。在以巫术作为生产生活的一种预测手段的同时,也表现了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某种探索,表现了夷水两岸百姓对美好理想的执着和浪漫追求。四是自然崇拜,即以自然事物和自然力为崇拜对象。如对大山、奇石、古树等的崇拜,至今在民间盛行。对山石、林木崇拜,实际是土地崇拜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长阳农业生产的耕种和渔猎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早期,距今6000至7000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活动相沿成习,便形成了农业生产习俗。农业生产习俗是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产物,是反映农业生产的基本过程、经验诸内容的模式化行为。依据农业生产的对象,其农业生产习俗可分为种植业生产习俗、养殖业生产习俗、渔猎生产习俗、林业生产习俗和副业生产习俗,其中以种植业习俗为核心。种植业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从具体民俗事象来看,种植业生产习俗大致包括了生产工具习俗、种植过程习俗以及相应的人文仪式习俗几大方面,具体涉及到农作物的种类及栽培方法、农具的使用、农业生产的信仰、禁忌与仪式。


长期以来,长阳农产品加工业随着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形成了固有的农产品加工生产过程及其相应的人文仪式,另一方面也生产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俗产品。如“三叉刀”、 “飘打杵”、“懒豆腐”、“十碗八扣”等。


长阳的养殖业习俗包括渔类养殖、畜禽养殖两大类,其中畜禽养殖是养殖业的主要内容。长阳渔猎生产源远流长,从历史的角度看,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时代,渔猎一直是农业生产的辅助方式。长阳境内溪河众多,山林遍布,为捕鱼和狩猎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在渔猎活动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习俗惯例,长期形成的技术价值和心理价值为人们所遵循。渔猎习俗可分为渔猎工具习俗,技术过程习俗及相应的人文仪式。


林业习俗方面,远古的人们对大自然呈现依附心理,他们认为树木生长落叶,冬季休眠,春季复苏,树根延伸地狱,树冠挺上天空,天地和冥界连结在一起是超越自然界的神灵化身,是人类和宇宙的象征。按照原始人类的万物有灵的观念,树木也是有灵魂,有知觉,有实体的。因而就 有了具体的树神。这种观点,至今还在民间传袭。如枝柘坪的古白果树,四方洞的“灵柳”等,人们把树的年龄长短,枝叶的繁茂,看成是全村,家族兴衰的标志。树龄长人则长寿,枝叶旺茂,则财丁兴旺。


人们认为森林是人类衣食之源,人们依赖树,需要树,敬畏树,自然形成对树神的崇拜。


人们靠山吃山,靠林吃林。只有树木葱茏,才能空气清新,水质清澈,水土保持良好,野兽成群。因而,为了自身的繁衍生存,为了渔猎耕作的丰顺,形成了多种习俗。如在林业运输方面,清江放排是运送木料的主要手段。80年代前,清江在未梯级兴修电站前,有“七难八鱼共九州,七十二滩上资丘” 之称。说的是从清江出口处宜都市陆城的娃娃滩起,到资丘的向王滩,共有七十二道险滩。资丘附近河道行经于峡谷之间,下马巷至巴山长5000米一段峡谷,称为巴山峡,为“清江三峡”之一,古名捍关。两岸属喀斯特地貌,山势蜿蜒曲折,清江航道之难、之险。清江放排工在惊涛骇浪中闯险滩战激流,气势浩大、波澜壮阔。展示了放排的艰难和放排工的艰辛。清江木船运煤为大宗,无论是酷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江面数百煤船在号子声中顺江而下。木船上水时,江面百帆点点,纤夫光身赤膊、曲膝弓身艰难前行。


长阳交通民俗种类繁多,概括为交通设施及工具制造和人们使用交通设施及工具过程中形成的习俗。史料载,路桥的修建,往往是宗祠出资,也有乐善好施者出资的。更值得夸赞的是从古至今,每到春节前,即冬月、腊月间,人们定要修路建桥,习俗观念视修桥补路为积善积德的义举。


在居住﹑生活﹑婚姻﹑生育﹑丧葬﹑服饰等习俗方面,县域逐渐形成了众多的规矩与禁忌。60年代前,传统民居建筑采用吊脚楼这种独具特色的干栏模式。吊脚楼多由正居和厢房组成,造型上分一字屋、撮箕口、四合院等。60年代至90年代,民居建筑大多为“吞口”式的土砌瓦盖。一种说法,土家先民称虎为“吞口”。虎为图腾崇拜之物,在造房中,以虎口形式较多,名叫“吞口”屋,即在大门两旁,各伸出七尺长的房子,并设“耳门”左右相对,正面看去如变形虎口。这种形式的房子,一般以土垒墙、以瓦盖顶,人们又叫它为“卧槽屋”,形容其如虎卧槽。又如婚礼习俗方面,认为婚礼是人生仪礼中的大礼,历来受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因为人类要延续,家族要发展,最终都由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所决定。婚嫁特点体现在“哭嫁”这个独特的风俗上。哭嫁以歌代哭,叙说别离之情、养育之恩。哭嫁歌内容丰富,内涵深厚,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被誉为土家婚俗的奇葩和土家女儿的绝唱。长阳人饮食喜辛辣,好饮酒,喜饮茶,吸旱烟。宴席以十碗八扣为盛。


在服饰习俗方面,60年代前,乡寨民众主要款式是大衣大袖,满襟,裤子腰大,裤管短,衣料多为自纺、自织、自染的土布,俗称“家机布”。服饰图案以棉纱为经线,各种颜色的粗丝、毛绒线为纬线,按图案巧妙配色,手工编织、挑绣而成。服饰喜宽松,简洁,重喜色。它质地厚实,经久耐用,色彩鲜明,大方美观。体现了古朴的原始意味,充满生活气息,再现了人类朴实的情感。绣品图案的色彩鲜明热烈。在色彩搭配上颇有讲究,民间有“黑配白,哪里得;红配绿,选不出;蓝配黄,放光光”三字歌诀,表明了绣品色彩对比强烈,喜用黑白衬托钩提。各种钩状、锯齿状、梳齿状、缝合状、连锁等边饰,加上各种多角形的小花作为点缀,又以黑色衬底,以白色镶边。于是,主次纹样由于黑白的衬托而显得既是界限分明,又是连成一体。二是喜欢用暖色,大桔黄之类为基调,用于主要部位,具体配色又是变幻无穷的。绣品的图案纹样包括了自然物象图案、几何图案、文字图案等,其几何图案占有较大的比例,一些取材于自然景物的图案,为便于彩织而使用方形、三角形、直线等组成几何图形。人们袖裤粗短的特点,可以清楚的看到环境、气候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服饰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爬山攀岩,背柴挑担,割谷收粮,跳舞玩灯等,宽衣短裤使人行动大方,不受拘束。服饰图案色彩融汇了大自然山水花鸟虫鱼,体现了生活在崇山峻岭中习武、渔猎、农耕的特点。


长阳丧俗体现了人们顺应自然、豁达生死的态度。人们认为死亡只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人的生死有如自然更替。享尽天年后死去,是走的“顺头路”。人们认为,人虽死了,但灵魂未死,而且灵魂还和人间社会发生密切交往。因此,要丧事喜办。这种对于生死的态度,在其他民族的习俗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如丧事中的土家族撒叶儿嗬,鼓手高腔喊歌,舞者接歌起舞,其舞姿以摹仿山中奔兽为其特点,形神兼具,尤其是被称为“日古子”、“风流歌”的五句子情歌,围观的男女老少不视为“黄色”和“落后”,而是喜闻乐见,透视出人们豪迈奔放的性格和天人合一的生命理解。在榔坪、渔峡口、资丘等土家族聚居地区流传的花鼓子舞蹈,是人们在喜庆场中,如生小孩后“整酒”“陪嗄嗄”、“喜三”、“祝寿”和劳动之余用来表达庆贺和欢乐的一种亦歌亦舞的传统舞蹈,被学术界、舞蹈界称之为撒叶儿嗬的姊妹艺术。花鼓子演唱内容以情歌为大宗,舞者在曼妙、抒情的歌唱伴和下,无不陶醉地舞之蹈之,对舞的男女在和善的氛围中传情达意,其律动优雅、韵味绵长,同样充分展示了人们的乐观、豁达大度的胸襟,传达了人们在艰苦的劳动环境中谦虚、勇敢、热爱生活、敢于追求真爱的生活态度。


长阳的岁时民俗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为主线,反映了一种鲜明的时序节奏。生产中形成的礼仪活动,如春天的鞭牛示耕,夏日的求雨祈晴,以及收获后的尝新与谢神,都在岁时民俗中得到多方面的传习。


长阳岁时节俗是随着时序、节令变换, 气候、物候变化在民间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惯和客观自然条件的变化密不可分, 有着很强的粘着性。长阳岁时节俗虽多数已被汉化,但仍有许多节俗保持了土家民族的特点,主要有六月六祭祀廪君的“向王节”,“赶毛狗”的元宵节,祭祀牛王的“牛王节”,腊月二十九过“赶年”等。在这些节日中都融入了节日饮食、节日娱乐、节日礼仪、节日禁忌等,构成完整的节日风习文化传统。同时, 节日民俗的传承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许多古老的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其内容和形式都随时起变化。  


宗教信仰以及与之伴生的巫术行为、祭扫活动,也是生成岁时民俗的又一重要文化渊源。礼祀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祭奠巴务相廪君,祈年求雨、去病除灾之类的活动,以及相关的神话传说都属于原始宗教范畴。在后来兴起的道教和传入的佛教及其他多种民间宗教影响下,人们的信仰体系更为复杂,最终形成多神崇拜习俗。观念中的宗教信仰和操作中的祭祀巫术,也是民俗的重要内容,因而有大量的信仰民俗渗入到岁时民俗的内涵之中。如寒食清明要扫墓祭祖,六月六祭向王。除灾去病之类的活动则不限于一时,常常是很多岁时活动的内容。


长阳民间至今仍广泛流传的认“干爹”、“干妈”习俗,俗称拜寄。拜寄这种“亲缘化”的形式铺展了一张乡间互助的关系网。作为村落社会中将非亲关系“亲缘化”的一种形式,拜寄切合了人们从亲属联系出发,来处理同非亲属者的关系以及看待整个外部世界的倾向,它所确立的虚拟亲子关系,使得村落之中的人家,以及村落与村落之间的人家获得了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实现了互相往来,重大事项的交流和互相帮助,比如春种秋收,红白喜事,建屋上梁等等,彼此的照应来得更自然寻常。而本身相对弱势的家庭,也因为有一份新力量的注入,扩大了自己的交际范围,若是因属相而拜寄干爹、干妈,至少在心灵上得到安慰。


长阳传统工艺主要包括织绣、雕刻和民间书画。织绣中以“土锦”即“西兰卡普”最为著名。“西兰卡普”过去是土家女子出嫁必备的被套嫁妆,土布机织,工艺源远流长,其色彩斑斓,风格古雅。其次是挑花,它是在平纹的布底上绣出的图案,典雅质朴。雕刻艺术主要体现在建筑纹饰、木雕、墓碑石刻上。县西渔峡口、资丘、大堰等地民间雕刻和都镇湾璞岭彩扎艺术炉火纯青,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同时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鸭子口乡刘坪村、都正湾镇水竹园村的农民书画,其风格淳朴,充分抒发了人们对家乡的赞美,对火热生活的讴歌,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展现了农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堰乡石刻在继承民间传统绘画的艺术特点中,描绘鸟兽和各种石雕工艺品,不仅个性鲜明,而且活龙活现,栩栩如生。都镇湾镇麻池璞岭艺人的纸扎、剪纸(见右图)、传统绷鼓等技艺在当地称为“绝活”。县民俗文化村的织锦、西兰卡普等产品带有泥土的芬香,销往大江南北和东南亚。


长阳语言属汉藏语系的“北方方言区”的“西南官话”。在长期与汉族交往中,渐渐被汉语汉化,自己的语言基本消亡。如今,在民间还保留着少量土家词汇或语底。如地名“板子塌”是“毕兹卡”谐音。“资丘”毕兹快读为“资”,白虎夷有资姓。“麻林松”是“墨里颂”的谐音。土家语呼“天”为“墨”,“地”为“里”,“颂”即“长官”。“草环湖”土家语呼“水”为“泽”,“河”为“湖爬”,取河水之源意命名,后谐音转化。土家语呼“太阳”为“劳尺”。苦主岭,土家语呼“山”为“苦”而得名。


在民间禁忌方面, 由于人们是多神崇拜, 因此在信仰、生产、生活、语言等方面有很多禁忌, 就其涉及的范围,分为信仰禁忌,生产禁忌, 语言禁忌, 一般生活禁忌。尤其在生产禁忌方面至今广为传习,如在清明、立夏、四月八严禁使用耕牛,要让牛休息,否则牛会生病,影响农业生产。同时,耕地种植时也有很多禁忌讲究。如“阳公鸡”不耕种。逢“戊”时不下地劳作,因为“戊”与“误”同音,即逢“戊”劳作有妨碍农作物生长之嫌。喂养牲畜时,人们也有很多禁忌讲究。饲养猪牛等家畜时土家人要看生理长相。如果猪生有倒旋和五爪是忌养的。五个奶的雌性水牛也属于忌养范畴。因为“五奶沙,不死人就败家”之谚语使人们都不得不对其敬而远之。生活禁忌涉及到方方面面,如人们把七月称为亡人(已故的人)天,由此便有七月不坐大门槛和小孩不剃头的禁忌。坐大门槛说是会挡了“亡人”灵魂回家的路,小孩剃头了说是会生疮。对女性则有孕妇(俗称“四眼子”)不能看一些新生事物,因为“四眼人”的眼睛最厉害,看了之后便会遭受或这或那的麻烦。据此得出结论,禁忌是人们对神圣的、不洁的、危险的事物所持态度而形成的某种禁制。危险和具有惩罚作用是禁忌的两个主要特征。禁忌的产生是多元的,有的是出于对某些自然力的畏惧,有的出于对老人儿童的爱护,有的则是出于对鬼神的崇拜心理,有的是出于对吉凶祸福的迷信。


医疗卫生习俗方面,民间除使用草药、偏方治疗疾病外,巫医治病仍有传习。大量事实表明,许多最普通、最持久、最难治的疾病,例如哮喘、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痛经、结肠炎、各种过敏反应和偏头痛这类疾病,巫医们一事无成。


对于纯心理性疾病或心理疾病的治疗,巫医能够把他“治愈”。例如,十二指肠溃疡常常是因为胃皱褶细胞对盐酸过敏而引起的,而心情紧张是通过自主神经系统引起这种过敏的一个因素。一个得到溃疡病人信任的巫医,能帮助病人学会放松自己和避免各种紧张的场面,从而使病人胃酸的分泌量减少,而使溃疡缓解或治愈。于是,病人将认为这是个奇迹,并且把这个“奇迹”归功于巫医的神力。


大多数巫医都被证实是骗术,他们利用一些细不可查的手部技巧,在繁杂的仪式中来完成整个骗术。但是并非所有的巫医都是骗术。一些巫医可以赤手拔除臼齿,还有些可以移除患者身上的浓疱。至今仍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可以破解这些巫医长久以来的“特异功能”。


(二)


长阳的民俗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世代延续、未曾间断的文化,考古材料说明早在20万年前,“长阳人”运用打制石器从事生产和狩猎,即生产、生活民俗的萌芽。13万年至9万年,涟渔溪遗址暴露大量先民用火遗迹。火的使用,人们随时都可以吃到熟食,减少疾病,促进大脑的发育和体制的进化。而熟食的推广,还扩大了食物的来源和种类,使古人最终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火还给人们带来了温暖,从而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使人不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并能够在寒冷的高山地区生活。


长阳民俗文化的融合特征  长阳不仅是蜀与荆楚两大区域文化的结合部,同时也是荆楚文化、蜀文化的融合带。这种具有复杂性、奇特性、中介性的地理环境,培育和塑造了丰富多彩、灵异瑰奇、意蕴深邃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并对巴文化的形成起着长久的锤炼作用。


长阳汉代置县,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县域人口约2629户,14289人,至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县境人口约4232户,23634人,历时500余年,增加1900余户,11800人,至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县境人口45393户,195180人;至民国二十四年,县域人口48202户,245024人。在330年间,一是元末明初的“江西填湖广”,二是“改土归流”后大量汉人“入峒”。人口来源,元明以江西居多,雍正十三年后,以江陵、公安、石首、监利居多。由于人囗大迁移,致使长阳人口剧增,居民结构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与此同时,外来多种民俗文化与本土文化从磨合到融合,从而形成了多元发展的综合特征,如长阳南曲是明末时的杭州小曲带入长阳衍变而成,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灯歌中的玩蚌壳、跑竹马、划旱船、打莲湘等民间艺术是从江汉地区随人口迁移带进山寨。


长阳民俗文化相对独立  长阳民俗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源于其地理自然环境、经济背景和社会结构等方面。从地理自然环境看,长阳是西高东低的地势,复杂多样的气候,众多的河流和丰富的资源为长阳先民提供了自给自足的物质生活资料。由于大山、江河的阻隔,加上“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土司封疆固土政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与域外的交通保持着有限的规模和范围,这就造成了长阳民俗文化相对独立地发展的空间条件。


从经济背景看,由于长阳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农业和渔业发展,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给长阳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造成深刻影响。众所周知,农耕文明要求农民必须与土地结合,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居住相对稳定是农业发展的前提,而农业发展又造成农村聚落的形成和久存。数千年来,农民固着在自己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因此,统治者的重农固本和生产者的安土重迁相辅相成。长阳虽然小型工商业一直存在,但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很难得到长足发展。长阳东南面临江汉平原,一方面统治者限制土民外出贸易,一方面本地人缺乏开拓精神,对外物质、文化交流迟缓。再说,古代农业生产落后,个体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浪打,必须依靠群体力量才能从事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生产劳动,因此重群体利益和团结合作成为长阳先民牢固的文化观念。


从社会结构上看,长阳传统社会结构以宗法制度为特征。宗法是指用血缘关系为纽带,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等级,并确定继承权力和家庭成员间不同的权力、义务和法则。长阳有姓氏310多个,这一家一户,一姓一族的同宗共祖构成了社会的血亲集团,而一姓一族的族规家训,限制了民俗文化的外流与传播。这种宗法制度源于原始社会父系家长制家庭成员之间的亲缘血缘关系。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这种关系是先民们战胜困难赖以生存的重要保证。如姑舅开亲、姨婊开亲、同姓开亲就是典型的维系血缘关系。


长阳民俗文化多元并存  长阳民俗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却又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联绵不断的发展系统。也就是说,长阳民俗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能够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这就是以土家族为主体的先民不断吸收周边文化而形成的多元文化。长阳先民除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外,如长阳山歌、撒叶儿嗬、花鼓子、薅草锣鼓以及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异质文化,如南曲、旱龙船、各种灯歌等,并加以改造、同化,为我所用,使之成为长阳民俗文化的有机部分。


长阳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一种相沿成习的东西,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的沉淀。虽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可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民俗却变换缓慢,比如人们迷信观念尚巫习俗,在民间还有留存和延续,如各种民间驾术、掐时、大门前做隐壁、请巫医治病、端公扛神、猫死放树上等。当然,长阳民俗由于受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的种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众所周知,民俗是靠集体创作,靠口头和行为传承、传播的,这就是决定了民俗事象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动不是个别的,而是大量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总而言之,长阳民俗的母体和核心一以贯之的情况下,其传统架构中的不少内容已发生了颇大变化。一些民俗的内容和形式以其原型或变种长期保留着:一些民俗保留了传统的形式,而原始内容则日趋淡化和消亡:一些民俗在后世的传承中仅保留了原有的名目,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一些民俗在后世已荡然无存;还有一些民俗却是由于文化的变革或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新出现的。实践证明,民俗在不断的变化中,决定了民俗的向前发展,成了民俗变革的驱动力,久而久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地域性民俗文化是一定地域内人文底蕴的标志。当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较量正在进行,社会的发展给民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带来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如何在现实条件下,更有效地保护、继承这些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民俗商业化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启示。比如2000年以来,农村死了老人,跳撒叶儿嗬的艺人统一着装,商业性的承包舞场,确保通宵达旦。有的孝家还出钱请腰鼓队高歌舞蹈,只要灵堂热闹,孝家就喜欢。这种民俗市场示范的作用值得重视,一旦这些艺术大师的手艺成为“发家致富”的有效手段,文化传承问题自然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其经济效益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民众投身于民间文化的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                              


在对民俗文化的开发和市场化中,坚持审美和使用相结合,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予以创造性的开拓,从而完成民俗文化向现代商品的转化。这种根植于乡土深处的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完全可以以自己的人文底气和崭新的产业形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民俗商业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和发展的一个必然,这应该视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多元化的体现。以一年一度乡镇文化节为例,70年代初以来, 县域各乡镇举办的各具地方特色的文化节,是一直受到人们认同的商品与文化的集会活动,它既有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享受,又更多含杂了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从事小商品交易的这样两个层面,其商业活动与民俗文化不分你我地交织在一起,叫做“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因此,不能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民俗文化和经济活动本身就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


大量的资料表明,长阳多姿多彩的民俗,是长阳先民天才的创造,其中的生存繁延,不但是喜怒哀乐的精神寄托,充满着美感和合理性。处在当今时代,社会环境正时时刻刻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浪潮奔涌荡涤,大量的民俗民间文化、信仰活动、民间文书、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利用和保护,既有学术研究的意义,也有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许多民间乡土文化行将湮灭,甚至已遭淘汰,已是一个无可逆转的损失结局。无论其价值的高与低,当代人责无旁贷当留下它的踪影,将一些珍贵的生活文化完整地保存下来,以便进行合理研究。



作者单位: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博物馆